胡绳评论的一个特点

胡绳同志不仅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，而且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的政论家、评论家。从青年时代起，他就写下了一系列思想文化评论和时事政治评论，这些评论性文章文笔犀利，短小精悍，论述精当，鞭辟入里，给人留下深刻印象。我尤其喜欢读他所写的思想文化评论，这些文章或对文化学术界的代表人物及其著作进行评价，每一篇都写得有理有据，令人信服。比如他在《我对于现阶段中国思想的意见》一文中，针对有人把思想界的危机归结为各种思想的对立与分歧，他指出，历史上文化最灿烂的时代正是各派思想充分自由发展的时代。针对有人主张思想统一（实际上是要统一于国民党），他指出要真正“统一”思想，只有在消灭了造成思想分歧的社会原因后，而不是用政治的力量强迫地使思想定于一首。最后他提出，一定要使各派思想都在抗敌救亡的大目标下自由地发展，才能保证中国的思想的活泼和光明的未来。这篇文章既反对了把国民党定于一首的文化专制主义，又批评了侈谈思想自由而忘却远大目标的空洞说教。这篇文章写于1937年，当时胡绳同志还只是一个19岁的青年，却已有这样深刻的见解，实至令人惊诧。在写于抗日战争结束以后的《新文化的方向和途径》一文中，胡绳同志明确指出，中国所需要的文化思想，一定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，并能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。中国的实际是什么？是中国过去的历史和当前的现实。他还鲜明地提出，新文化运动必须与人民大众结合起来，讲到了人民不仅是斗争力量的源泉，也是文化创造力量的源泉，因此，新文化运动的任务应该是确定为人民服务的方针。这些写于半个世纪以前的话对我们今天仍有借鉴意义。